刘禅提起刘邦之时,神情恭敬的仿若面对神明。

    但大殿里的一干大臣们,却是一下子傻眼儿了。

    大汉高祖皇帝?

    史上第一个魅魔?

    官家您是不是选错了偶像?

    咱大宋的皇帝,不是那一挂的呀!

    不过,您要真的打算向那位学习的话

    只要活干好,钱给够,权给够,名给够

    不对,等等,元帅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么个情况?

    卧槽!!!

    如此说来,绍兴十一年之后,官家好像真就是这么干的啊。

    淦!

    原来从那时候开始,官家就偷偷换了偶像?

    人家岳飞早早看透了官家的变化,所以人家现在是汴京王,天下兵马大元帅。

    而我们还在按着以前的思路,安排什么干什么,不安排绝对不干。

    甚至,干的时候还要想方设法贪那么亿点点。

    这思路有错吗?

    在大宋的体制下,当然没错。

    因为大宋的言官,就特么跟狗一样,职业就是咬人。

    为了不被咬,很多时候宁肯什么都不做。

    因为只要不做,就不会错。

    比如兴修水利这事儿,如果一个地方官年年把大量的钱用来兴修水利,他会升官吗?

    朝中无人的话,大部分时候不会升。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水利设施修好了,洪水真来的时候,当地一般屁事儿没有。

    这样一来,百姓自然是安全了,也会对这地方官交口称赞。

    但是,在大宋的官员考核体系之中,这个官员的成绩却并不会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无功啊!

    别人的大灾之年,在你这儿却因为优质的水利设施,而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年份。

    你都这么普通了,我怎么给你记功?

    与之相对的,一个地方官平时压根儿不去关注水利设施的修建,但真来了洪水的时候,他能躬身一线,甚至再受点儿伤什么的。

    这样的官员会得个什么评价?

    在百姓那里当然是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因为百姓能看到之所以遭灾,完全是因为地方官不修水利。

    可在官员评价体系之中,洪水属于天灾,这个官员在天灾面前,能够临危不惧,躬身一线。

    甚至,为了拦住洪水,不惜以身犯险。

    这样的官员,必须给个全优,然后提拔重用啊。

    要是朝中再有个靠山,一朝踏进中枢,也并非不可能。

    这样的考评体系之下,官员自然慢慢的就能学会把精力全部用在‘刀刃’上。

    至于百姓们怎么看?

    随便啊,反正他们也决定不了官员的升迁。

    当然了,这其中并不是没有例外。

    比如苏轼修建的苏堤,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元佑四年,苏轼第二次担任杭州知州之时,看到西湖长期未疏浚,不仅影响灌溉,而且大大增加了旱涝风险。

    于是,苏轼未雨绸缪,组织百姓挖掘淤泥,疏通运河,而且还整体重建了杭州的供排水系统,建成了名扬千古的苏堤。

    这件事也做为苏轼的重要功绩,不仅被官方表彰,也被百姓们广为传诵。

    但这件事之所以能被官方表彰,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苏轼乃当时的大宋文坛第一人,不需要要说话,他的诗文自会将他未雨绸缪的过见,传遍整个仕林。

    第二,宋哲宗赵煦的功绩虽有争议,但算得上一位有为之君,其在位期间,大宋的政治总体还算得上清明。

    第三,苏轼有个号称‘捞哥狂魔’的哥哥,苏辙。

    因此,苏辙这番未雨绸缪能被做为功绩记载,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但大部分的官员,就算有苏轼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他们也没有苏轼这样的资源。

    所以,他们把力量用在‘刀刃’上,便是一种不得不学的政治智慧。

    一直以来,大宋的官员们大多都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他们没想到啊,他们的官家,率先背叛了这一套体系,偷偷把刘邦当成了偶像。

    刘邦是什么人?

    我只要结果。

    你是个将军?

    那我只要你能打胜仗!

    至于你是怎么打的?

    我管你这个那个的。

    只要你给了我想要的结果,钱、权、地位都是你的。

    你是个地方官?

    那我只要地方平安无事,我管你是天天修河堤,还是大灾来的时候死在堤上。

    只要你达成我想要的结果,我同样会给你想要的结果。

    甚至,我给的比你想要的还多。

    贪污?

    你贪的那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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