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度洋深渊的无声叩问（D）(2/3)
间较长的扫描，声源级估计达到175分雷。但由于距离和海水散射，其能量到达海底已严重衰减，理论上…”
“理论上对四千米下的海底直接影响微乎其微。”苏岚接话，但眉头紧锁，“但如果我们假设G-7那个系统对外界能量刺激异常敏感，尤其是对特定频率的声波…”
“声波，尤其是低频声波，可以在海水中传播极远，并且能穿透沉积物一定深度，引起孔隙水的微小振动和压力变化。”一位地球物理学家补充，“如果那个‘生物地球化学心脏’的平衡极度脆弱，外来声波，哪怕是衰减后的，也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至少是触发其内部某种正反馈循环的扳机。”
“商业勘探船通常使用更强、更聚焦的声源进行海底剖面探测。”赵海峰脸色严峻，“如果他们也在对这片区域进行某种形式的扫描，哪怕不是故意的…”
“立刻尝试通过非公开科研协调频道，联系‘海洋勘探者’号，以‘避免干扰敏感深海长期生态观测实验’为由，敦请其暂停在附近海域使用主动声呐，或至少提供其声呐使用计划。”沈跃飞果断下令。这是目前最直接、也最合乎国际科研惯例的做法。
信息很快发出，但石沉大海。对方要么不予理睬，要么通讯不畅。
与此同时，G-7的异常在继续。ob-2的数据显示，流体渗出和震颤活动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观测到孔隙水压力出现间歇性的陡升。ob-1和ob-3的异常也在缓慢增强。
“沈总，如果这种强化活动持续，可能导致局部沉积物失稳，引发小规模的海底浊流或羽状扩散，这将破坏我们辛苦建立的基线，也可能对那个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扰动甚至毁灭！”苏岚担忧道。
是坐视不管，等待其自然平息（如果能平息的话），还是主动干预，尝试稳定局面？
指挥中心内产生了分歧。
一部分科学家认为，应该立即投放“鲸龙”或AUV抵近观测，甚至考虑在安全距离外，尝试注入缓释化学抑制剂或进行抵消性声学干预，以平复异常活动。他们认为，作为发现者和研究者，在系统可能因外部干扰（即使是间接的）而面临风险时，有责任尝试“干预治疗”。
另一部分，包括沈跃飞和几位更谨慎的生态学家、地学伦理专家，则强烈反对。“我们对这个系统的了解还停留在皮毛。任何主动干预，哪怕是出于好意，都可能产生无法预料的连锁反应，甚至加剧不稳定。目前异常仍在局部，我们首要任务是严密监控，收集这‘危机’状态下的宝贵数据，理解其响应极限和恢复潜力。同时，应通过正式外交和ISA渠道，向可能造成干扰的船只所属国及其幕后机构提出严正交涉，这才是根本。”
“可等那些官僚程序走完，下面可能已经完了！”主张干预的年轻地质学家急道。
“正因如此，我们才更不能冒险用我们一知半解的手段去‘治疗’一个我们不完全理解的系统！”沈跃飞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错误的‘治疗’比疾病本身更危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当好记录者和守护者，用一切被动手段监测，同时施加所有可能的外部政治与舆论压力，迫使可能的干扰源远离。‘鲸龙’做好应急准备，但除非出现可能危及船队安全或证据确凿显示系统即将崩溃的迹象，否则不进行直接介入。”
他的决定冷静而艰难，带着对自然复杂性的深刻敬畏，也承受着可能坐视生态系统受损的良心压力。命令下达，主张干预的队员虽有不甘，但仍严格执行。
船队进入最高警戒。科研重心暂时从主动探索，转向对G-7异常事件的24小时不间断严密监控和数据抢救性收集。同时，一份措辞严谨但态度坚决的声明与数据摘要，通过加密信道发往国内相关部委、ISA秘书处及主要海洋研究国家，指出在公海敏感科研区域存在不明船只可能干扰脆弱深海生态过程的严重事态，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并调查。
时间在焦灼中一分一秒过去。那个“海洋勘探者”号似乎感知到了压力，其主动声呐信号在几小时后变得零星，最终停止，并开始缓缓向远离G-7的方向移动。但其带来的影响，或许已经造成。
G-7的异常活动，在达到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高峰后，并未立即平息，而是进入了一种高位波动的平台期，仿佛那个“生物地球化学心脏”在经历一次强烈的“心悸”。
直到异常开始后的第十八个小时，数据曲线才开始出现缓慢但明确的衰减趋势。震颤强度降低，流体渗出化学信号回落。又过了十二个小时，大部分参数才逐渐恢复到接近异常前的背景水平，但一些细微的指标显示，系统可能并未完全回到原来的状态，似乎经历了一次“重置”或进入了某种新的“亚稳态”。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心情无比沉重。他们目睹了一个独特深海生态系统可能因外界干扰而经历的“应激危机”，也见证了在国际法理与科研伦理边缘的灰色博弈。
“‘海洋勘探者’号已驶出我监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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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对四千米下的海底直接影响微乎其微。”苏岚接话，但眉头紧锁，“但如果我们假设G-7那个系统对外界能量刺激异常敏感，尤其是对特定频率的声波…”
“声波，尤其是低频声波，可以在海水中传播极远，并且能穿透沉积物一定深度，引起孔隙水的微小振动和压力变化。”一位地球物理学家补充，“如果那个‘生物地球化学心脏’的平衡极度脆弱，外来声波，哪怕是衰减后的，也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至少是触发其内部某种正反馈循环的扳机。”
“商业勘探船通常使用更强、更聚焦的声源进行海底剖面探测。”赵海峰脸色严峻，“如果他们也在对这片区域进行某种形式的扫描，哪怕不是故意的…”
“立刻尝试通过非公开科研协调频道，联系‘海洋勘探者’号，以‘避免干扰敏感深海长期生态观测实验’为由，敦请其暂停在附近海域使用主动声呐，或至少提供其声呐使用计划。”沈跃飞果断下令。这是目前最直接、也最合乎国际科研惯例的做法。
信息很快发出，但石沉大海。对方要么不予理睬，要么通讯不畅。
与此同时，G-7的异常在继续。ob-2的数据显示，流体渗出和震颤活动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观测到孔隙水压力出现间歇性的陡升。ob-1和ob-3的异常也在缓慢增强。
“沈总，如果这种强化活动持续，可能导致局部沉积物失稳，引发小规模的海底浊流或羽状扩散，这将破坏我们辛苦建立的基线，也可能对那个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扰动甚至毁灭！”苏岚担忧道。
是坐视不管，等待其自然平息（如果能平息的话），还是主动干预，尝试稳定局面？
指挥中心内产生了分歧。
一部分科学家认为，应该立即投放“鲸龙”或AUV抵近观测，甚至考虑在安全距离外，尝试注入缓释化学抑制剂或进行抵消性声学干预，以平复异常活动。他们认为，作为发现者和研究者，在系统可能因外部干扰（即使是间接的）而面临风险时，有责任尝试“干预治疗”。
另一部分，包括沈跃飞和几位更谨慎的生态学家、地学伦理专家，则强烈反对。“我们对这个系统的了解还停留在皮毛。任何主动干预，哪怕是出于好意，都可能产生无法预料的连锁反应，甚至加剧不稳定。目前异常仍在局部，我们首要任务是严密监控，收集这‘危机’状态下的宝贵数据，理解其响应极限和恢复潜力。同时，应通过正式外交和ISA渠道，向可能造成干扰的船只所属国及其幕后机构提出严正交涉，这才是根本。”
“可等那些官僚程序走完，下面可能已经完了！”主张干预的年轻地质学家急道。
“正因如此，我们才更不能冒险用我们一知半解的手段去‘治疗’一个我们不完全理解的系统！”沈跃飞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错误的‘治疗’比疾病本身更危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当好记录者和守护者，用一切被动手段监测，同时施加所有可能的外部政治与舆论压力，迫使可能的干扰源远离。‘鲸龙’做好应急准备，但除非出现可能危及船队安全或证据确凿显示系统即将崩溃的迹象，否则不进行直接介入。”
他的决定冷静而艰难，带着对自然复杂性的深刻敬畏，也承受着可能坐视生态系统受损的良心压力。命令下达，主张干预的队员虽有不甘，但仍严格执行。
船队进入最高警戒。科研重心暂时从主动探索，转向对G-7异常事件的24小时不间断严密监控和数据抢救性收集。同时，一份措辞严谨但态度坚决的声明与数据摘要，通过加密信道发往国内相关部委、ISA秘书处及主要海洋研究国家，指出在公海敏感科研区域存在不明船只可能干扰脆弱深海生态过程的严重事态，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并调查。
时间在焦灼中一分一秒过去。那个“海洋勘探者”号似乎感知到了压力，其主动声呐信号在几小时后变得零星，最终停止，并开始缓缓向远离G-7的方向移动。但其带来的影响，或许已经造成。
G-7的异常活动，在达到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高峰后，并未立即平息，而是进入了一种高位波动的平台期，仿佛那个“生物地球化学心脏”在经历一次强烈的“心悸”。
直到异常开始后的第十八个小时，数据曲线才开始出现缓慢但明确的衰减趋势。震颤强度降低，流体渗出化学信号回落。又过了十二个小时，大部分参数才逐渐恢复到接近异常前的背景水平，但一些细微的指标显示，系统可能并未完全回到原来的状态，似乎经历了一次“重置”或进入了某种新的“亚稳态”。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心情无比沉重。他们目睹了一个独特深海生态系统可能因外界干扰而经历的“应激危机”，也见证了在国际法理与科研伦理边缘的灰色博弈。
“‘海洋勘探者’号已驶出我监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