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过后的第二十天,枫坪村的清晨像被水洗过的瓷盘,澄澈而安静。露珠在草尖上轻轻滚动,阳光斜照进山谷,把新翻的泥土染成一片金褐。刘志远站在服务站二楼的窗前,望着远处那片曾被洪水冲刷得支离破碎的河滩地??如今已铺上了一层细密的防雨膜,李强正带着几个年轻人弯腰插苗,动作熟练得仿佛与土地共生多年。

    他低头看了看手表,七点整。今天是“心灯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公开评审会,地点设在村小学礼堂。参会者包括首批十名申请资助的青少年家长、三位由村民推选的监督委员,以及从县里专程赶来的法律援助志愿者。小陈一早就跑来汇报:“哥,报名的孩子比预想多了八个,连邻村张家沟都有人骑车赶来。”

    刘志远没说话,只是默默打开随身携带的档案袋,取出那份用牛皮纸包好的《失信青少年帮扶手册》。这是他花了整整三个月整理的资料,里面记录着近十年来本地区因家庭失信导致辍学、就业受阻、心理障碍的典型案例,每一页都附有访谈录音转录稿和信用平台的数据截图。最前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蹲在桥头抽烟,眼神空洞,背后写着一行字:“2017年,因父欠贷失联,主动退学,现无业。”

    他知道,这些孩子不是天生堕落,而是早早学会了不相信世界还能对他们温柔以待。

    八点半,礼堂坐满了人。有些面孔他熟悉,是当年跟着刘建军一起赌钱、后来在信用修复班里痛哭流涕的年轻人;也有些陌生,是背着书包、低着头不敢看人的少年。一个小女孩坐在角落,怀里紧紧抱着一本破旧的练习册,封面上用铅笔写着:“我要考师范。”

    会议开始前,吴伯拄着拐杖走上台,声音沙哑却坚定:“我活了七十六岁,见过太多人因为一次错就被钉在耻辱柱上一辈子。可今天,咱们不审判过去,我们只问一句:谁还想回来?”

    全场寂静。几秒钟后,那个小女孩缓缓举起了手,指尖微微发抖。

    评审流程并不复杂,但极为严谨。每位申请人需陈述困境,并提交由村委会出具的行为表现证明、学校老师评语及个人未来规划书。基金会将根据“家庭信用历史+现实改过意愿+社区支持度”三项指标打分,得分达标者可获得为期三年的生活补助、学业担保或技能培训名额。

    当轮到第十一个孩子上台时,刘志远怔住了。那是赵二狗的儿子,赵小磊。男孩十二岁,穿着明显不合身的大号校服,脸上还带着青春期特有的倔强与羞怯。他没有看任何人,只是盯着地面,声音很轻:“我爸以前是村里最混的,我也被人叫‘刺头二代’。去年我妈病了,我想打工挣钱,结果厂里听说我爸的名字,直接把我赶出来了……”

    他说着说着,声音哽咽起来:“但我每天都在写日记,记下我做了什么好事。上周帮王奶奶挑水,记一次;捡到五毛钱交到服务站,记一次……我已经攒了三十七件了。我想读书,我不想变成我爸那样。”

    台下有人抹泪,有人低声叹息。赵二狗本人就坐在后排,双手紧握成拳,额头青筋跳动,最终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

    刘志远起身走到台前,接过话筒:“小磊,你知道吗?你爸这个月已经完成了四十六个公益工时,信用分升到了A-级。他是这次防汛队里最后一个撤离的,为的是多背两个老人出险区。你们家的变化,我们都看得见。”

    他顿了顿,看向评审组:“建议列为优先扶持对象,额度提升至全额助学金加心理辅导配套。”

    掌声响起时,赵小磊终于抬起头,眼中闪着光。

    散会后,刘志远没有立刻回办公室。他沿着村道慢慢走,路过李强的新苗圃。黄精幼苗已长到寸许高,嫩绿如针,在春风中轻轻摇曳。李强正在给灌溉系统做调试,见他来了,擦了擦汗笑道:“哥,这批苗要是顺利,明年就能签订单了。深圳那边有个中药企业愿意预付定金,条件是要全程信用溯源。”

    “答应了吗?”

    “当然。”李强咧嘴一笑,“人家说了,不怕我们穷,就怕我们不信守承诺。可咱枫坪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这个。”

    两人正说着,远处传来一阵铃声。一辆绿色邮政车缓缓驶入村口,下来一位老邮差,手里拎着个密封箱。“刘同志,特快专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寄来的!”

    刘志远签收后拆开,是一份红头文件和一本精装册子。文件标题赫然写着:

    > 《关于推广“枫坪模式”构建基层信用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试行)》

    附件中详细收录了他们近三年来的所有创新实践:代际信用传承机制、“灾难共担激励算法”、刑释人员定向就业通道、社区信用币运行模型……甚至还有他梦中那位老科学家说过的那句话被作为卷首语印了上去:

    > “真正伟大的算法,不在代码里,而在一个人明知可能失败,仍选择坚持做对的事那一刻。”

    他翻到最后一页,发现附有一张邀请函:

    > 邀请您于六月十五日赴京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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