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理想。

    那本应是暗夜中的灯火,指引前行的星辰。

    1917年阿芙乐尔号的炮声,曾让多少饱受压迫的灵魂为之振奋?

    列宁、托洛茨基,那些衣衫单薄、眼神炽热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心中装的,确然是“消灭剥削、消灭不平等、消灭穷人”的人类未来宏图。

    “要解放全人类,要在地球上消灭剥削、消灭不平等、消灭穷人。

    这念头光是写下来,就让人觉得心里一热。”

    这种纯粹的、指向终极美好的愿望,拥有撼动人心的巨大力量。

    世间多少罪恶出于冷漠自私,而竟有人愿为天下人的幸福赴汤蹈火,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后来的故事呢?

    徐志摩1925年访苏后的书信,如同一声惊雷:“那帮人相信天堂是存在的,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消灭一切剥削,一切不平等,一切穷人。

    可问题是,人间与天堂之间,隔着一片血海。

    你得穿过这片血海,才能抵达彼岸。”

    这片“血海”,在郝楠仁的记忆里,有着具体而恐怖的名称与数字:捷尔任斯基的“契卡”,****中数以万计未经审判的处决;斯大林时代的农业集体化,数百万被划为“富农”的农民在通往西伯利亚的闷罐车里走向死亡;古拉格群岛,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下每公里上千具的尸骨……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壮丽,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的轰鸣,莫斯科地铁的便捷,其地基之下,是难以计量的血肉与冤魂。

    “他们不是死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死在自己人的理想里。”

    这句话像冰锥一样刺入林怀安的脑海。那些被清洗的“富农”,那些劳改营中的“罪犯”,到死大概也想不明白:

    不是说好要解放我们吗?

    怎么解放着解放着,我就成了必须被清除的“敌人”、“人类污渍”?

    “从来不是坏人在做最坏的事——坏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也召集不了那么多人跟他走。

    做最坏的事的,往往是那些相信自己正在创造天堂的人。”

    因为相信自己掌握着终极真理和绝对正义,所以眼前的牺牲变成了必要的代价,个体的痛苦在宏大的未来蓝图前变得微不足道。

    这是一种可怕的算术:为了十个人牺牲一个人是划算的,为了一百个人牺牲十个人是划算的,为了全人类牺牲几代人,当然更是无比划算。

    但他们选择性遗忘了,那些被牺牲的、具体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本身就是“全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理想”成为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至高存在时,它便悄然异化,从指引的星辰变成了焚毁一切的太阳。

    甚至,连德国总理——这个在郝楠仁时代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恶魔——其最初的“理想”与“正义感”呢?

    《我的奋斗》中勾勒的“纯洁的德意志”、“千年帝国”、“优等民族主宰世界”,在他和他的追随者看来,何尝不是一种“净化”世界、创造更美好未来的宏伟蓝图?

    正是这种对“理想”本身的狂热信仰,才赋予了其如此可怕的煽动力与破坏力。

    “极度理想主义的人,往往也是极度自信的人。

    他们手里握着一幅人类未来的图纸,便容不得现实有一丝一毫的偏离。”

    陈先生还在台上讲述着“无为”与“有为”的辩证,但林怀安耳中,却仿佛听到了另一个时空的回响。

    理想如同火,能取暖,能照亮,能烹饪。

    但若有人自认掌握了火的神性,执意要将整个世界点燃以驱散黑暗,那带来的便不是光明与温暖,而是彻底的毁灭。

    纵火的歹徒尚知心虚,纵火的理想主义者却理直气壮,并在灰烬之上宣告新世界的诞生。

    “人间的悲剧往往就在这里:坏人作恶,还有好人拦着;好人作恶,谁来拦呢?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苏联解体前夕,那位老妇人的话如同谶语:

    “开头是神话,后来是梦话,最后是笑话。”

    然而,对于那些死在半路上的人,这从来不是笑话,是他们全部、唯一、不可重来的一生。

    穿过血海才能抵达的天堂,那个天堂本身,是否早已被血海浸透、异化?

    林怀安感到一阵寒意。

    他将目光从陈先生身上移开,投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北平的秋空,高远而寂寥。

    这片天空下,这片土地上,何尝没有上演过类似的悲剧?

    只是换了时间,换了名目,换了主角。

    秦始皇混一**,书同文,车同轨,筑长城以御外侮,其志不可谓不宏大,其功不可谓不伟烈。

    然急政暴虐,役使民力无度,“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短短十余年,天下鼎沸,强秦二世而亡。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利在千秋,三征高句丽,意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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