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围坐在煤油灯下。

    周明远正专注地给大家分着梅干菜,赵红梅把桂花糖掰成小块,嘴里还念叨着:

    “一人三块,谁也不许多拿。”

    苏婉宁咬了口烤红薯,甜糯的滋味从舌尖暖到心底。

    人生路上总会遇到风雨,但只要有人与你分享一块糖,共饮一盏茶,再漫长的黑夜也能看见希望的星光。

    自从宋满仓被送去劳改后,村里人对知青们的态度明显转变了不少。那些曾经看不惯“外来知青”的人,现在遇见都会主动打声招呼让路。也有人刻意躲着,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再没人敢来找麻烦了。

    日子就这样在田间劳作和挑灯夜读间交替流转。偶尔苏婉宁会抬头望向村口那条土路,心里也会闪过一丝若有似无的念头,但很快就又埋首于书本之中。

    她明白,现在不是分心的时候。

    转眼已是十月中旬,四人身边的草稿纸越堆越高,写满字的纸页在墙角都摞成了小山。

    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像拉满的弓弦。

    他们都在等待同一个消息——

    一个能让这些日日夜夜的苦读都变得有意义的消息。

    等待的日子总是格外漫长,但谁都没有松懈,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十月十二日那天,秋阳正好。

    村里的大喇叭突然“滋啦”作响,打破了午后田间的宁静。正在弯腰劳作的知青们不约而同地直起身,连地里经验最丰富的老农也停下了挥舞的锄头,站在田埂上凝神细听。

    “……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广播信号时断时续,夹杂着电流的杂音,可这寥寥数语却像一声春雷,在广袤的田野上空轰然炸响,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中,重重地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苏婉宁手中的镰刀“哐当”一声落在田埂上。不远处的周明远背脊猛地挺直,赵红梅一把攥住身旁女知青的胳膊,指甲几乎掐进对方袖子里;梁斌怔怔望向广播的方向,仿佛在确认这不是幻觉……

    广播尚未结束,整片田地已如沸水般翻腾。

    老支书用粗糙的手掌反复抹着眼角,喃喃念着“盼到了,总算盼到了”;几个年轻知青紧紧抱作一团,哭声与笑声交织在一起。

    苏婉宁缓缓蹲下身,假意穿鞋,指尖迅速拭过眼角。

    当公社大院的墙上终于贴出那张墨迹未干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时,围拢过来的知青们瞬间沸腾了。

    纸张在无数双颤抖的手抚摸下很快变得温软,每一个字都被反复咀嚼,仿佛能从中咂摸出未来的味道。

    那天夜里,知青点的煤油灯一直亮到后半夜。苏婉宁特意泡了壶姥姥寄来的龙井茶沫,四个人围着桌子,一边喝一边反复核对表格,生怕填错一个字。

    很快就到了报名的时间。

    出发前,老支书特意找到他们,从抽屉里拿出四张盖着红章的证明,上面写着“该同志劳动积极,思想进步,表现良好”——

    这是报名必须的单位推荐材料。

    “报上名就要好好考,给咱村争口气。”

    老支书拍着梁斌和周明远的肩膀说。

    报名点设在公社教育组那间唯一的办公室里。长长的队伍从屋里蜿蜒到院外,清一色是穿着洗得发白蓝绿工装的年轻人。

    每个人手里都紧紧攥着材料:户口证明、学历证明、介绍信……

    像是握着自己通往新世界的船票。

    苏婉宁和她的伙伴们站在队伍里,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咚咚”的跳动声。周围是压抑的、兴奋的交谈,但也夹杂着不安的询问:

    “同志,我这初中毕业证丢了,只有学校开的证明行不行?”

    “插队时间算不算工龄?填哪里?”

    轮到苏婉宁时,她深吸一口气,将材料双手递上。工作人员头也不抬,例行公事地检查、盖章。

    当那个鲜红的公章“咚”一声落在报名表上时,她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

    第一步,总算迈出去了。

    周明远、梁斌、赵红梅也依次顺利报上了名。梁斌在递交材料时,指尖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但他神色平静,没有任何异常。

    报名只是资格赛,政治审查才是真正的龙门。

    气氛一下子从公开的兴奋转为私下的凝重。每个人都知道,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这些自己无法选择的东西,此刻却可能决定一生的走向。

    知青点里,往日热火朝天的讨论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隐秘的焦虑。有人开始寝食难安,有人频繁地往公社跑,试图打听消息。

    一天傍晚,梁斌被叫去了大队部。他回来时,天色已暗,看不清表情。周明远、苏婉宁和赵红梅围了上去,谁都没先开口。

    梁斌看着三双关切的眼睛,扯出一个轻松的笑容,语气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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