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警告汉人,慎毋为害民之汉奸。更愿今日为汉奸者,及早反正,为剿灭丑类,恢复三千余万里之山河,各尽其才智力量。”当李矩找到刘琨时,《汉奸录》编纂已进入尾声。结果不过数日之后,辽东精心编纂的《汉奸录》正式刊发天下,引起各地一片哗然。辽东公开遵祖逖为民族英雄,高举华夷之辨的大旗,将所有胡虏归于民族死敌,对与极度渴望在中原立足的羯族而言不啻于当头挨了一闷棍。为了化解来自辽东的政治攻势,石勒与内迁胡族大多攀附华夏远祖不同,他非常高调地自名为“胡”,下令襄国内所有胡人为具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国人”,这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将胡人的政治地位制度化。在抬高胡人地位的同时,石勒为了拉拢中原晋人,严禁胡人不得侮衣冠华族。石勒试图通过对胡、汉双方的约束,使境内胡汉双方和平相处,以此来实现羯人入主中原的愿望。可惜石勒这种措施太过理想化,根本无力解决胡汉双方矛盾日益尖锐的问题。虽然刘渊称帝冲破了华夏传统思想中‘胡人不得为帝王’的藩篱,但内迁胡族的社会地位仍旧不高,贬抑胡人的现象普遍存在。在襄国内部石勒只能通过强力手段,对有污名化倾向的“胡”之称谓全刻意回避,又通过将胡物改名,从而在襄国境内强制提高胡虏在中原的地位。就在石勒为了羯人大业殚精竭虑时,辽东一份《汉奸录》彻底将他之前的努力化为乌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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